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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余纯顺“零距离”
今年10月20日，是余纯顺孤身徒步走中国途中，到达德清访问7周年纪念日。这位八年孤身徒步走中国的现代“夸父”、这位人称“二十世纪古典主义殉道者”的铮铮铁汉、这位中国现代的徐霞客，6 年前倒在了他孤身探寻古楼兰的征途上、倒在了彭加木神秘失踪的死亡之海罗布泊。7年来，我老是回忆起他1995年10月20日访问德清时，我与《莫干山》报和德清电视台记者同往104国道边迎接他，和县摄影家协会的吴文贤老师等为他举办“余纯顺孤身徒步走中国摄影展”，聆听他在武康影剧院为武高学生作专场演讲的往事，回忆起与他短暂的“零距离”接触，回忆起他豪爽的性格和言谈。多少次午夜梦回，他的音容笑貌老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
一、远接斯人失交臂
1995年10月18日，当时任《莫干山》报摄影记者的陈晖给我打来电话，说孤身徒步八年走中国的著名探险家余纯顺20日要来德清，报社和县摄影家协会准备在新落成的“阳光娱乐城”（县文化馆）为他举行一个摄影展览，问我能否抽空参加接待。对余纯顺的大名，此前我已经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省市多种媒体的介绍中有所了解，现在有机会能在德清的土地上接待他，我当然非常高兴。
陈晖告诉我，他一周前在杭州遇见正在筹备自己摄影展览的余纯顺，代表《莫干山报》和县摄影家协会盛情邀请他到德清来展出照片，余纯顺为其真情所感动，改变了本来沿320国道北上江苏的计划，决定改走104国道。
19日，我们在当时任县文化馆馆长、县摄影家协会理事长的吴文贤老师的带领下，对陈晖从杭州拿来的余纯顺的八十多幅作品进行了布展。做好了接待他的一些准备工作。当晚余纯顺已到瓶窑，第二天一早从那里出发来德清。
20日一早，我与陈晖和县电视台记者徐敏曙、当时在“莫干山报艺术摄影社”工作的汤方刚一起，9时许驱车来到彭公隧道附近的德清与余杭交界处，等候从瓶窑过来的余纯顺。徐敏曙和陈晖在公路边分别架起了三角架，准备以“湖州人民欢迎您”的大牌楼为背景，拍下余纯顺进入德清时的镜头。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按理我们9时许赶到彭公，余纯顺从瓶窑走来，基本上不用等多久。但我们等了四五十分钟，还不见余纯顺的到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有点紧张。我提出来，请司机小朱开车往前去看一看。想不到几分钟后，小朱开车匆匆赶回，大叫：“快上车，前面老乡说余纯顺已经走过去了。”我们有点不相信他走得这么快，但小朱听老乡说得清清楚楚，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背着一只写着：“孤身徒步走中国”的行囊，已经在近一个小时前走过彭公了。可能我们车过来时只顾着说话，没有注意到在路边行走的余纯顺。我们手忙脚乱地收拾起器械，上车往回赶。归途中我们睁大眼睛，注意搜索路边行人。一直到鸿渐岭附近，陈晖大叫停车，只见余纯顺正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等我们的车赶上余纯顺时，他已经走到了通往武康的老104国道。车到他面前停下，我和陈晖下车，徐敏曙和汤方刚继续往前开，准备拍摄余纯顺进入武康的镜头。
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余纯顺就真切地站在我的面前。他1.75米的个子，体格健壮，满脸的络腮胡子，脚蹬一双半旧的旅游鞋，黄军裤、蓝毛衣，摄影背心的正前襟上四个醒目的大字：“徒步中国”，左胸口处的口袋里露出一只指南针。背上一只重达20多公斤的大背囊，上面绣着二排红字：“上海—台湾 1988.7.1—1997.7.1”。
我握住余纯顺温和宽厚的手，他微笑着，看不出丝毫的名人的矜持。听说我也是上海人，他改用上海话与我寒喧了几句。说起失之交臂的事，他放声大笑说：“走惯了青藏高原艰险路，30多公里平坦的家乡路不知不觉就走过去了。不要说你们想不到，我自己也没想到。”
他的豪放感染了我，一声余兄就成了我对他最自然的称呼。后来读《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选》，才知道有许多比他年长的人都称他“余兄”。
电视台记者还要到莫干山大酒店等待拍摄余纯顺与欢迎他的见面仪式，先开车走了。我对余兄说：“我虽然不可能陪你徒步走中国，但今天我要陪你走完这2公里，表示我对你的心意。”余纯顺笑着说：“我这4.1万公里中将会有你的这2公里。”我们边走边聊，陈晖抓拍下了这个对我非常珍贵的镜头（见题图）。
《余纯顺孤身徒步全中国摄影展》上午10时在新落成的阳光娱乐城揭幕，摄影展展出了80多幅从他近万幅照片中挑选出来的精品，轰动了县城，吸引了许多观众，更得到了县摄影家协会同仁们的高度评价。余纯顺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珍贵镜头的拍摄过程和幕后新闻，使大家对神秘的青藏高原充满了向往，对余纯顺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表示了高度敬意。余纯顺却谦虚地说：“比起来德清摄影界同仁的作品来，我的照片只是纪实，谈不上艺术性。”
二、慷慨陈词抒胸襟
当天下午2时，他在武康影剧院为武康高级中学的500多名师生和各界代表作《壮志献给父母之邦》的演讲。有1000多个座位的影剧院座无虚席，许多人站在走道上。一位20多岁的店主关了店门，他说：“我从未看到过英雄，也从不崇拜任何人，但我佩服这位走中国的朋友。”
简陋的讲台上一方斗桌，一杯清茶，余纯顺的行囊放在脚前，好象他马上又要远行。余纯顺没有讲稿，面对黑压压的听众，就象与老朋友促膝谈心，滔滔不绝。
“很多人都问我，你为什么要孤身徒步走中国？”出生于1951年12月，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的余纯顺思路清晰，第一句话就紧扣主题。“走中国是我少年时代的夙愿，倾注着我对祖国母亲的热爱。我的具体目标是：自1988年7月1日从上海出发，徒步走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即将回归的香港和澳门地区，最后再走访祖国的宝岛台湾；走到中国东西南北四个端点，遍访55个少数民族的主要集居地；征服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徒步总行程超过5万公里，打破阿根廷旅行家托马斯·帕瑞拉创造的世界纪录，让吉尼斯纪录添上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写一本能传世的《游记》。”
为实现这些目标，他的脚走大了一码，身高减短了一公分，走破了56双鞋子，打了183个血泡。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走了7年4个月20天后，他来到了德清。他的这些目标渐渐变成了现实：他已走访了24个省市、自治区，34个少数民族主要集居地，总行程已达4.1万公里；特别是走通了川藏、新藏、滇藏、青藏及中尼五条入藏公路，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的全方位考察。其间，他11次过长江，17次渡黄河，作了 100多万字的笔记，拍摄了近万幅照片，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50多万字的游记文章。
在演讲会中，余纯顺多次即席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有人递上来一张纸条：“余老师，您在徒步走中国途中搭乘过交通工具吗？”余纯顺笑了：“当然。有过这么一次特例，我在南疆走到离喀什还有3公里处时，突然急性阑尾炎发作，必须马上开刀。我拦了一辆车，让司机证明我上车是1286公里处，等我痊愈后再回到原处继续前进。我徒步走中国期间，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我坐车，说反正没人看见。我说你错了！这样做假我的孤身徒步还有什么意义？我的走中国是我内心的精神需要，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没人逼着我走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对我多次报道后，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有人说我乘过车，就在某地，车牌号是多少，一曝光，我就变成了大骗子。”
“您走中国的经费来自那里？”
“我基本上是自费，没拿过国家一分钱。如果真是由国家拿钱，让我走中国，我也不一定就会走。我愿意象唐朝的玄奘和尚、明朝的徐霞客一样，自费完成走中国的计划。我的经费来源有三个：家庭资助、社会各界朋友的赞助和稿费收入。我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但稿费标准基本是该报刊最高的。许多总编、主编总是说：‘你的文章不是坐在象牙塔里写就的，是在浪迹天涯的艰难历程中写成的。’有很多次我弹尽粮绝，但我照样往前走，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身前身后有许多支持我的人。”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您动摇过吗？”
“从来没有。1988年7月1日，我从上海启程时，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陈圣来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余纯顺不是完成孤身徒步走中国的计划，就是死在路途中，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黑龙江牡丹江时，有朋友问我：余哥，当你走在路上遇险，还有几分钟生命时，你会做些什么？我说，我会拿出笔来，写上几句话，告诉我的父母不必路远迢迢来收尸，我不在乎把自己的臭皮囊带回家乡。但在我倒下的一瞬间，，我的头、我的手必将指向东方，指向生我养我的家乡上海，指向我走中国的终点台湾。”（一语成谶，说完这番话后的211天，余纯顺在罗布泊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宣言。）
他在2个多小时的演讲中，用诙谐的语调讲述了七年多来走中国的艰辛和收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他用幽默来诠释苦难，可说是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我站在他身后听完了全部演讲，不知不觉中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余纯顺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一位企业家在听了他的演讲后，深受感动，表示愿意承担他以后“走中国”的全部费用，唯一的要求是在余的行囊上缀上其产品标志。余纯顺婉拒了。他对我们说：“走中国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绝不是商业行为。”
三、谈笑风生论生死
当天晚上，他在下榻的莫干山大酒店接受了德清新闻界的联合采访。他对我们说：“浪迹天涯，听起来很浪漫，其实不然。”他孤身徒步走中国，七历寒暑，2700多个日日夜夜，至少六次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在云南访问独龙族集居地时，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丽贡雪山，当地向导怕危险，无人应聘。余纯顺只能独闯此山。不料在山顶遇到漫天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此时气温达到零下10多℃，余纯顺只能在原地跑步取暧。万幸2小时后浓雾渐散，他发现一根军用电杆，他沿电杆下撤到山下，方捡回一条性命。
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一头半人高的大狼尾随它走了三个多小时。“说是不怕，那是假的，我握刀的手心里都是汗。但狼不犯我，我也决不去伤害狼。”说这番话时，余纯顺满面的后怕表情。结果是人狼和平共处，有惊无险。
尽管每天出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困难，但余纯顺却说：“其实没有困难，因为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天底下没有去不了的地方，除非自己不想去。”
面对死亡的威胁，余纯顺说：“生命是一个过程，它以时间为载体，而时间是一维的，过去了决不会返回。人应该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做一点自己愿意做的事，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有贡献的事。与其腐朽，不如燃烧。”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近午夜，余纯顺仍谈笑风生，毫无倦容。朋友们都说：“您白天走了半天路，下午又作了2个多小时的演讲，明天还要远行，应该休息了。”余纯顺却笑着说：“我在青藏高原每天要走75公里，平坦的家乡路，对我是种享受。”
11月21日上午7时，我在老乔莫线铁路道口处等陈晖和吴文贤老师等陪余纯顺远征。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见余纯顺一行过来。原来是他一早到邮局盖邮戮时，引起服务员和顾客的关注，她们要求和余纯顺合影留念，余纯顺全部满足了她们的愿望，所以推迟了半个多小时。
我向余纯顺递上一打袜子和三双手套，他笑着说：“这真是我需要的。”我们陪同他往104国道走，路上随时有人向他致意，请他签名，与他合影。余纯顺微笑着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个青年未带本子，一时间又找不到纸，情急中他掏出一包香烟，扔掉烟，将烟纸递给余纯顺，余纯顺认真地在烟纸上为他签了名。我深深地为他善解人意的行动而感动。
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刻，我们与他紧紧拥抱告别。他要从这里到湖州，然后经南京再过长江，完成他最后的历程。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1997年我们上海见。”谁知言犹在耳，此别却成永诀。
1996年6月17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余纯顺在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时不幸遇难的消息，他的探险事业在罗布泊划上了一个惊叹号！
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与其腐朽，不如燃烧”的理念；他在罗布泊树起了一座中国人不畏艰险、永远进取的精神丰碑；他45岁的生命所发出的光和热将永烛千秋；他和彭加木是辉映于祖国西北上空的双子星座。
虽然是“斗志未酬身先死”，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六年多来一直成为我克服困难，勇于开拓，永远进取的精神动力！
余兄，走好！
（此文写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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