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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慈林作品专辑

 

 循着红军的足迹  前进


  
  2004年11月22日上午10时,两名中年男子骑着伤痕累累的赛车,来到延河之畔、宝塔山下,他们手持鲜艳的五星红旗,与专程前来迎接的浙江省“长征纪念行” 组委会代表和延安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紧紧握手。这两名骑车(间或徒步)沿着70年前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实现了重走红军长征路夙愿的中年人,叫龚建平和陶君民。47岁的陶君民是杭州分局艮山门站的职工。


老红军赠物壮行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共党史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同志曾把长征称作“宣言书、播种机和宣传队”。几十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的口号薪火相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更需要这种精神。
    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前夕,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后代工作委员会与省赛车协会联合组织了“长征纪念行”活动,浙江省委宣传部给予了大力支持。活动主要内容是由“纪念行”组委会秘书长、省赛车协会副秘书长龚建平骑赛车,循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全程考察。龚建平沿途参观当年红军留下的革命遗迹、纪念馆,访问红军老战士、拍摄沿途经济发展实况,每天撰写“长征日记”,陆续刊登在“浙江在线”的专题网页上。
    4月29日上午,庄严肃穆的杭州云居山革命烈士陵园,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硬骨头六连所在红军团官兵代表、“长征纪念行”组委会有关成员、浙江省赛车协会运动员代表等一百多人隆重集会,举行“长征纪念行”出征仪式,为龚建平壮行。三位参加过长征的90多岁高龄的老红军,非常关心这次活动,原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将军派专人送来了一面旗帜,上面有老将军亲笔书写的“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行”十个遒劲大字,王老还题写了“弘扬红军精神”和“奋进”二幅作品。曾任上海铁路局军代表的郭德琳将军送来了一本他创作的《长征画册》,让重走长征路的壮士带在身上。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至秀将军发来传真电报,向远征勇士致意。
    5月1日上午,龚建平从福建长汀出发,骑赛车踏上漫漫征途。省赛车协会的17名队员利用“五一”长假陪同他骑行。据党史专家考证,当年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从长汀开始北撤的,因此龚建平等选择长汀为长征纪念行的起点。 
    龚建平等18人经于都、瑞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前进。到赣州时,“五一”长假结束了,赛车队员们陆续回单位上班。陶君民向单位请了年休假,与孙飞、于方坤等继续陪同龚建平前行。他们每到一地,都到当地邮局在旗帜和《长征画册》上盖邮戳。5月15日龚建平一行到了广东南雄县闻昭乡,因为没有假期了,陶君民只得依依不舍告别龚建平。


陶君民星夜驰援


    回到杭州的陶君民几乎每天都与龚建平和“纪念行”组委会保持着联系,关注着龚建平前进的足迹。
    9月上旬,龚建平已经走了4000多公里,进入了“长征”中最为艰苦的路段,前面就是举世闻名的雪山和草地了。五座雪山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有三座,草地的部分地段是无人区。这是长征路上最危险的区段,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牺牲了数万名战士。
    建平携带着笔记本电脑、摄像机、照相机、各类充电器和睡袋等,装备重量近30公斤,他的交通工具仅是一辆赛车。让他孤身闯雪山、过草地危险性太大了。为了确保“纪念行”活动的安全进行,“纪念行”组委会让龚建平在四川雅安的石棉县待命,星夜派遣一名既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具备坚强毅力的队员前往驰援。经反复思考,“纪念行”组委会选中了坚持“铁人三项”运动多年的陶君民。
    艮山门站接到省委宣传部要求派陶君民支援的函后,非常支持。在劳动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是决定派陶君民远征。临行前,站党委书记余志峰语重心长对陶君民说:“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相信你一定会不负众望,胜利完成任务。”党委副书记张年宝对他说:“你是代表铁路职工参加长征纪念行活动的,一定要发扬铁路职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预祝你们早日到达延安。”
    陶君民带着组委会和站领导的嘱托,携带心爱的赛车,连夜踏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9月15日,他在四川雅安石棉县和龚建平会合,浙江卫视的一个摄制组也随即赶到。
    陶君民的到来,给龚建平增加了一个坚强的同盟军,那只重达20多公斤装电脑、摄像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的背囊,从此就背在了陶君民身上。
    第二天,龚建平和陶君民来到了大渡河畔的泸定桥。走在“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泸定桥上,脚下是奔腾不息的滔滔大渡河,陶君民非常激动。遥想当年红军十八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光秃秃的铁索冲向对岸,陶君民仿佛听到了激昂的冲锋号声。为了体验当年红军勇夺泸定桥的艰难,陶君民仰卧在铁索护栏上,试用双手攀着一根铁索前进。攀不到五米,陶君民就手酸脚软无法坚持了,对红军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龚建平和陶君民在泸定桥上给老红军郭德琳打电话,报告行程:“郭老,我们已到达泸定桥,大渡河依旧、铁索桥依旧,但这里已经变成了旅游胜地。您听到大渡河的水声了吗?”“听见了,听见了。你们辛苦了。你们在翻雪山、过草地时要多注意安全。祝你们早日安全到达延安。”电话那头传来了老将军激动得颤抖的声音。



初闯夹金遭挫折

 
    当年红军长征曾经翻过五座雪山,依次是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山、昌德山和打鼓(古)山。
夹金山就是中学语文课本上说的大雪山,它位于四川宝兴县西北、阿坝州懋功县以南,海拔40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积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当地民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行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一方面军二师四团在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情况下,翻过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与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为了安全翻越夹金山,郭德琳等老红军建议龚陶两人尽量在九月底前翻越此山。浙江卫视也因拍摄需要,要求龚陶二人先翻越夹金山,再回头补走石棉、泸定、天全至宝兴之间的路程。
    9月20日早上,为了配合浙江卫视的拍摄,龚陶二人身上携带了电视感应话筒,从海拔2072米的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出发,冒雨骑车沿南坡公路上夹金山,浙江卫视租了一辆汽车跟随拍摄。出发不到5公里,就遇上了泥石流,在雨水冲刷下,泥浆和着小石块在公路上形成了一条溪流。陶君民等从一位藏族大爷那里借来钉耙,扒开泥石流,帮助汽车通过。等他们刚过此处,山上一阵石头雨从天而降,差点把他们埋住了。
    骑行20公里后,前面发生了山体滑坡。龚陶二人背着赛车,从堆积的泥石上攀过,汽车过不去了。摄制组让龚陶先往上骑,等路修好后汽车再跟上来。
    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塌方,雨又渐渐变大。到了海拔3100米处,没有高原经历的陶君民出现了明显反应,全身疲乏、发冷、头晕,龚建平让他躺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下午四时,下面开上来两辆汽车,说明滑坡处已经修通了,但奇怪的是却不见电视台的车上来。手机没有信号,对着电视感应话筒呼唤,也没有回音。
    二人继续坚持往上骑,一小时后,他们到了海拔3500米的一处牦牛房,几个藏族牧民热情地邀请龚陶到房子里烤火、喝茶。牧民告诉他们,到山顶还有15公里多,路非常不好走,今天是无论如何上不去了。考虑到睡袋、食品都在面包车上,摄制组又没跟上来,他们决定返回。
    一位叫李子先的牧民听说他们要重走红军长征路,就特意把他们带到屋旁,详细向他们介绍了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路线。龚建民决定下次不再走公路,就循着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路线走。
    天渐渐地黑了,他们快速骑车下山时,路边吃草的牦牛被他们的赛车追上后,多次红着眼睛,低下犄角向陶君民发起攻击。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陶君民穿了一件红色运动服,牦牛把他当成“斗牛士”了。吓得他赶紧披上了龚建平的蓝色雨披。
    到了山脚下,摄制组正焦急不安地等他们。原来路修通后,摄制组的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了不到几百米,后座突然起火了。万幸发现及时才把火灭了,但车也抛锚了。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以失败告终了。



再上夹金展红旗


    10月2日,龚陶二人又来到了夹金山脚的新寨子,他们本想以翻越夹金山作为献给国庆55周年的贺礼,但国庆节那天大雨不止,打破了他们的计划。这次他们决定沿着红军当年上山的路线走。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们向藏民租了两匹马,分别驮赛车和行李,二人徒步跟在后面,牵马的是藏民父女俩。
    这条山路少有人走,湿滑阴冷,多年的树叶腐烂淤积,步履艰难。上行到3200米时,地上开始有积雪。他们坐下来休息,啃着干粮,以积雪解渴,想到当年红军身上无衣、腹中无食,许多人带着伤病登越此山时的情景,胸中平添了不少钦佩之情和豪气。
    攀登到3800米处,两匹马爬不上去了,牵马的父女要回去了。他们把驮在马上的赛车和行李卸下来,把行李绑在赛车上。此地离夹金山垭口海拔还有300多米(距离约3500米),他们要推着赛车完成这最后的翻越。这段路对练过铁人三项的陶君民来说,平时可以跑步上山,此时却感觉步履异常艰难。一些雪和泥浆深的地方,每推四五米就要停下来喘几口大气。此时两人感觉缺氧、呼吸困难,冷风吹来寒冷彻骨。但他们不能停下来,否则天一黑就危险了。二人互相鼓励,陶君民还不时地在龚建平的背上推一下,帮助龚建平节约一点体力。
    登顶的3500米,整整化了他们二个多小时,云雾中,他们推着装满了行李的赛车,登上了4114米的垭口。在山顶,龚建平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两人支起三脚架合影留念、互相拥抱祝贺。龚建平给密切关注着他们行程的组委会打电话,报告顺利登顶的消息。早在小学时代,他们就读到过红军攀登夹金山的故事,今天他们历尽艰辛,终于攀登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圆了多年的梦想。
    在山顶稍时休息后,二人骑车一口气冲下33公里,下降到海拔2600米处的达维乡,此处蓝天白云,风光迷人。此时回望夹金山,虽然山顶仍被白云笼罩,可这雪山、奇松、蓝天、云海相映成辉的美景,似乎在庆祝他们安全翻越大雪山。


牵肠挂肚六昼夜


    龚建平和陶君民重走长征路,得到了浙江和沿途媒体的关注,千里之外的杭州,这次活动的大本营——“纪念行”组委会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浙江在线”的网页上随时都刷新着来自前方的消息。但是,从10月13日开始,大本营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可使许多人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12日晚,组委会主要负责人李建东象往常一样,与龚建平通了电话,他们准备按计划翻越昌德和打古雪山。13日和14日晚上,龚建平的手机处于联系不上状态,李建东知道他们经过的这一段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并没有特别担心。
    15日一整天,依然没有龚建平的消息,这让李建东开始心里发毛,这是他们开始“纪念行”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组委会的其他人也开始着急,分别发短消息给他们二人,要他们收到消息后在第一时间里报个平安。李建东也开始每隔半小时打一个电话,但龚陶却没有任何反应。
    16日是周未,李建东那里还有什么休息的心思?他找来当年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日记和黑水县的地图,参照龚陶行走的路线,推测他们肯定遇到了麻烦,因为当年罗开富步行这段路也只用了三天,而龚建平他们骑车也已经四天了。
    李建东通过当地114电话查询,联系黑水县有关部门,但却因为是双休日,那里无人接电话。焦急万分的组委会只得通过浙江省委宣传部向四川省委宣传部求援。四川方面非常重视,只过了一小时,就马上传回讯息:阿坝州委宣传部证实,龚陶二人已安全离开黑水县。他们雇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路,带了两头牦牛向毛儿盖(不是计划中的红原县)方向去了。阿坝州委宣传部介绍说,这段路上至少会有三四天没有手机信号,请他们耐心等待。四川方面答应密切关注二人动向。一有消息马上告知他们。
    虽然基本情况清楚了,但省委宣传部和组委会有关人员还是放不下心来。在这几天时间里,许多人时刻都在对二人牵肠挂肚,但除了等待却没有别的办法。
    18日晚上6时12分,整整失去音讯六昼夜后,组委会终于再次收到龚建平的短讯:“我们已经顺利翻越第五座雪山,从当地宣传部获悉你们在担心我们的安全,我们深为感动。今天我们花九个小时来松潘县取钱,为相机、手机和电脑充电。一切顺利。”他们的短讯驱走了大家心头的阴影,李建东在电话里说:“哎呀,整整六天才收到你们的短讯、听到你们的声音,真是太高兴了。你们可把大伙急坏了。”
几个关注此事的老红军听到喜讯也非常高兴,纷纷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白山黑水六天间


    10月13日起,就在后方组委会牵肠挂肚的六天中,龚建平和陶君民正离开四川黑水县,翻越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第四座雪山——昌德雪山(海拔4283米)和第五座雪山——打古雪山(海拔4752米)。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危险。翻山的过程中,路上泥石流、滑坡是常见的。在昌德雪山,龚陶二人曾经在原始森林中迷路,差点陷身林海;在山间小木屋,他们夜间被飞雪冻醒,屋外已是晶莹世界;带着一路的惊险和满身疲惫经过毛儿盖,才辗转到达松潘县。
    在翻越昌德雪山前,当地村书记若玛多介绍说,昌德雪山路况不太好,过去重走长征路的几乎都不走昌德山。龚建平考虑到如果不走此山,“纪念行”就会缺少一个环节,他一直看资料至凌晨1点,最后还是下决心爬昌德雪山。
    13日上午离开黑水县前,他们来到烈士陵园凭吊,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与GMD反动武装和地方武装进行了八十余次大小战斗,与疾病(仅脑炎就死了二千名指战员)、饥饿、寒冷斗争,在黑水境内牺牲的人数就达万名!中国革命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他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14日上午,正式翻越昌德雪山,为了安全,他们请了一名52岁的向导。谁知走到半道,向导自己也不认识路了,只得去寨子里找人问路。他们在寨子里又找了一个年轻人当向导。来到一片茂密的森林前,年轻向导介绍说这里红军曾遭藏兵阻击,牺牲了不少战士。穿过森林,他们又进入了雾海之中。到下午16时,终于登上了雪山顶峰。眺望山下,只见云海、雪山、蓝天、阳光,壮美无比。他们心情激动地展示五星红旗拍好照片。16时20分,准备下山,老向导认为自己完全认得路了,就让年青的向导回去了。
    但就是这片看上去美得醉人的云海,却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险。下山进入森林后,到处弥漫着雨滴,地上更有积雪。天渐渐暗下来了,气温下降了至少10度,三个人的手脚都冻得冰凉,虽然背包里有衣服,但却顾不上穿,只想在天黑前钻出森林。穿紧身裤的龚建平,大腿上都扎满了刺,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几乎是伏地而行。老向导愧疚地说:“都怪我,我不要你们的工钱了。”责怪无益,龚建平反而安慰他说:“工资一定会给你的,你再找找路。”
    他们退到山梁上,找到了另一条路,但走了一段,路又没了。龚建平拿出指南针,判断是方向错了90度。因为这山平时很少有人走,没有现成的路。只能按照大致方向摸索着走,不行就回到原地再找路。这样来回折腾了三次,终于摸到了山下,晚上10点才找到了住处。天下着小雨,但他们紧张得连冷、饿的感觉都没有了。临分手时,龚建平问老向导:“你最近爬昌德雪山是什么时候?”他说:“24年前!“惊得龚陶二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翻第五座雪山打古山时,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们请了一个今年刚走过这路的青年向导,又租了两匹马。当天到山上的一个牧场的小木屋中过夜。牧场上的两名牧民,热情地给他们送水、粘粑。夜里起了风,并开始下雪,小木屋四面漏风,气温下降,他们的睡袋是室内型的,碰到这个“凉亭”可就惨了,穿上所有的衣服,感觉才稍好一些,但整个晚上几乎没睡着过。
    一早起来,外面一片冰雪世界,他们用雪擦了把脸,吃了点粘粑就出发了。没走多久,脚就被进入鞋子的雪冻得发痛。这次他们的向导身体挺捧,但他没有估计到会下雪,未带防护眼镜。不戴防护眼镜在雪地上走,会得雪盲。他们只得二副眼镜三个人轮流戴,另外一个在没有眼镜的时候用布条带将眼睛蒙起来,跌跌撞撞拉着马尾巴走。
    下山一侧是北坡,积雪没过了膝,马只能一顿一顿地走。北坡的路是石块加泥浆,人在上面都是一跳一跳,马儿更是经常打滑。下午6时,他们到了松潘县的血洛村,终于走完了红军长征经过的五座雪山!10月18日晚,他们在松潘县城终于和大本营通上了电话。



茫茫草地跋涉艰


    10月25日至29日,龚陶二人从松潘县草原乡出发,经过整整5天的跋涉,到达若尔盖县城,完成过了过草地的重任。
    第一天早上,气温降至-4℃,地上结了约一厘米厚的冰,天空飘着雪花。二人离开草原乡往协尔更沙,乡长巴尔登、副乡长阁光辉等人来为他们送行。走了6公里,三岔路口旁有一座桥,就是长征资料上所称的七里桥。过桥后向左拐,沿河谷向前20公里,便是协尔更沙。这里没有电,也没有电话和手机信号,小河的水一年四季都在流,但却没有人去搞小水电。一路上龚陶二人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滞后深感惋惜。
    第二天出发不久发生了意外,陶君民受伤了。当时他的前轮滑进了冰冻的车辙中,因车速快、负重多,陶君民的左肋重重地挤压在了车把上,价值4000多元人民币的赛车严重受损,钢圈完全变形,没法骑了。
    此处前不巴村、后不靠店,只能靠自己解决问题。他们拆除了前轮上的附件,将钢圈整形至勉强可以转动。陶君民感觉肋骨隐隐作痛,但他怕龚建平担心,硬着头皮继续前进。此时太阳把地上的冰融化了,车轮上沾满了泥,每推几十米就要清除一下。草地到处是纵横交错的水网,根本没有明显的路,赛车在草苔中推行非常吃力,有时甚至得将车背着走路。 
    当晚到色地乡,陶君民到简陋的乡卫生院就诊,没有X光,不能确诊肋骨是否受伤?医生给他开了一元钱的三七片,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第三天上午9点。他们又向草原出发了,天气像魔术般地变幻着,开始下起了冰雪珠子。为避漫天的雪珠子,他们躲进了路边的一个道班。这段路上没有饭店和商店,只能啃方便面果腹。体力消耗大、肚子吃不饱,他们感觉全身乏力。当晚他们赶到了预定的休息点尕力台,此处海拔3829米。让他们失望的是,这里虽是到松潘县、红原县和诺尔盖县等地的重要交通联结点,竟也没有住家、商店和旅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道路施工单位的工棚,施工队伍因天气太冷已撤走,只留了两名工人看管。当晚他们留宿在工棚,吃了一点工人的剩饭充饥,总算没有在冰天雪地里露宿。
    第四天气温降至-8℃,房间里都结了冰,路边的霜结成了一朵朵冰花。出门不久,龚建平的赛车飞轮打滑了,勉强坚持着,陶君民不时地推着他。快到中午时,路边一个正在修汽车的工人,帮忙修好了飞轮,而且不肯收钱。
    车修好了,肚子却饿得要命,他们从出发到现在没有买到过食品,带着的干粮都吃光了。陶君民看到一个施工站在搬家,主动过去帮忙装车。人家看他忙活了一个多小时,过意不去,就给了一碗饭菜,两人合吃。陶君民对我们说,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打工”换饭吃,因此吃得特别香。
    在离包座牧场18公里的年口坝,他们遇到了5条大狗围攻,二人背靠背防护着撤退,然后顶风冒雪到了包座牧场。包座牧场虽有一百多户人家,但此处仍没有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晚上在房间里听草原上狂风呼啸,好像坐在火车上。
    第五日,他们从包座牧场出发,骑行12公里后,到了班佑村。班佑曾是1935年红军长征右路军(中央红军)进入草地后见到有人烟的第一个寨子,在长征史上,有“草地第一村”的称号。当天下午,他们终于到了若儿盖县城。陶君民马上到县人民医院作了X光透视,确认肋骨无恙,终于放下了心。此时手机也有了信号,他们收到了大本营的好几条短讯,当即回电:“过了班佑,刚到若尔盖县城,我们走出草地了,红军万岁!”


风雪兼程奔延安


    翻过雪山,出了草地,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但龚建平与陶君民丝毫不敢松懈。
    11月初,他们进入了甘肃境内,天气越来越冷,到会宁县时,天降大雪。他们冒雪下山,因车速太快,风把二人的赛车刹车和变速器吹得冻了起来。这下他们真是吓得不轻,冻住了刹车和变速器的赛车谁还敢骑?但天越来越冷,雪越下越大,再不下山,可能会被冻僵在山上。情急之下,陶君民想到了将小便洒到刹车和变速器上,带着体温的液体融化了冰。龚建平幽默地称之为“人体解冻液”。就靠这带有盐份不易结冰的“人体解冻液”,才使二人安全骑到山下。
    自4月29日在杭州云居山革命烈士陵园誓师,5月1日从红色根据地福建长汀开始,龚建平经过206天的艰苦跋涉,途经闽、赣、粤、湘、桂、黔、滇、川、甘、宁、陕十一个省、自治区的86个市县,行程7560公里;经过苗、瑶、布依、壮、彝、羌、回、裕固、藏等10个民族居住地区,在没有后勤支援的条件下,仅靠徒步和骑车,克服了酷暑严寒,高原冰川、森林沼泽等严酷的自然环境,终于胜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陶君民从长汀出发就与龚建平同行,后来又在龚建平最艰苦的时刻前往驰援,共历时88天,陪伴他走过了最艰苦的3000多公里,为龚建平顺利完成“纪念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到达杭州的欢迎仪式上,龚建平深情地表示,没有陶君民在关键时刻的参与,要想完成“纪念行”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龚陶二人的“纪念行”结束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新华社11月22日发了电讯;浙江省各界代表11月26日在杭州火车站举行隆重欢迎仪式,老红军张至秀、王直、郭德琳将军等分别发来贺电;“浙江在线”举行了二个多小时的网上直播,数百名网友与二位壮士进行了交流;浙江卫视等多家媒体邀请他们去做节目佳宾。
    陶君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纪念行”,了解了当年红军长征的伟大之处,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自己要以红军为榜样,克服困难,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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