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路上的碎片

　　我爸一直脾气很好，但那天他发了火。
　　事情的起因我忘了，估计跟我的乐队有关，还有我的头发。我爸那天说我太张扬，太不像话时，我妈的手一直揪着自己的衣服下摆。爸后来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样子，话也说不出来了，结果那只玻璃杯成了爸的代言人。玻璃杯在地面上发出的锐利而旷远的音响，很像安安在架子鼓上的最后一钹。曲终人散，我随手拿起我的背包，仰了仰头，让我的头发飘扬如风，随后一手支撑着那张旧沙发，从上面跃身而过，走了。这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一个动作。
　　我在我的房间里摹练好几遍了，始终没有实践的机会。
　　那天一直下着细雨，我对幼儿园老师说，我不回去了，能住你这里吗？幼儿园老师显得有点激动，一把捧住我那颗湿漉漉的头，吻了我。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吻了，那天的过程有点连本带息补上的意思。感谢幼儿园老师。后来，我和她住进了郊区的两间平房，算是同居吧。房东是个有些眼花的老人，老人说，两个姑娘住在一起要提防着点。幼儿园老师就孩子一样拍着手乐了，说，大爷你看清楚了，他是男的。老人就没有再说话，只是用眼神作了些补充。老人很含蓄的。
　　我爸对我那头长发一直耿耿于怀，但在走出家不到一个月，我就把长发给剪了。这跟房东没有什么关系。我理了那种板寸头，有棱有角，大把的摩斯使我的头发一根根一绺绺地坚挺着，光亮无限，锋芒无限。幼儿园老师喜爱得不得了，又是爱抚我的头发，又是爱抚我的脸，又是什么什么的，忙死了。安安却非常不舒服，安安和Ｔom的头发还是保持着飘逸的长度。安安说我这样子上舞台就跟他们不谐调了。我一时不知道如何说，幼儿园老师却挥洒了一下她的手说，那只是相对的直观感觉，有时候表面的不谐调反而更能说明一种风格。女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通常会冒出一种难得的理智。安安眼睛看着别处说，这是我们乐队的事。
　　左手乐队有一个多月没有演出活动了。这以前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二十层楼的顶上进行的，没有一个观众。我们在深夜的二十层楼顶上，披星戴月，挥汗如雨，无比认真地把左手乐队的十几首歌唱了个遍。安安的演奏更是异乎寻常的激奋。那天下午，左手乐队精心排练了一个多礼拜的那首歌曲，被电视台的晚会导演从节目单上撤下来时，所有参加彩排人员的目光都饱含着同情和理解，包括随后安安在彩排舞台上恶狠狠地啐了那口口水。导演用手指着那口口水说，擦掉！你马上给我擦掉！安安笑笑说，你自己擦吧，你还欠我们一顿饭呢。安安笑的时候，目光里跳出一种刀锋。事后我说，安安你那点口水也太昂贵了，值一顿饭钱！其实远不止一顿饭钱，我们差不多因此与电视台断了交。
　　安安说，真正的演奏并不一定需要观众。
　　我知道我们需要。左手乐队去过乡镇，乡镇的目光告诉我们，他们喜欢左手乐队，但乡镇比城市拘谨，乡镇的拘谨阻碍了与乐队的沟通。我们在城市唱“你到底爱不爱我”
　　时，城市齐声大喊：爱！一遍又一遍，滚烫滚烫。有一次我唱到最后，差点掉下眼泪。乡镇剧场的气氛让我想起一首久远的歌：爱你在心口难开。
　　左手乐队没有终止排练。排练是没有观众的，偶而也会有一个，就是幼儿园老师。两间平房，一间属于我和幼儿园老师，一间用来排练。安安打架子鼓，Ｔom是键盘手，我是吉它手兼主唱。我们用厚厚的棉絮将门窗包裹起来，然后在里面光着上身大汗淋漓地演奏。安安还写了首新歌。
　　安安用我的吉它试唱时，幼儿园老师的头像孩子一样左晃右晃，末了还鼓掌着夸了一句。安安没有理她。
　　安安身上有一种冷硬的东西。
　　幼儿园老师曾问我：安安是不是讨厌女人？

　　和幼儿园老师住进平房的最初阶段，我们的日子有些天昏地暗，幼儿园老师是一条鲜活活的鱼，上窜下跳，让我无法抗拒。那些日子我通常每晚要用两个“紧身衣”，有时白天也用，我们体内的生物钟由此一片混乱。混乱的还有我们的衣物、易拉罐之类，它们总是像落叶一样随遇而安。幼儿园老师常说我们以后怎么怎么，预示着我们未来的爱情齐刷刷的一片明亮。但后来我在幼儿园老师的怀里，学会了想一些爱情与乐队以外的事。这些事情一次次让我的情绪疲软下来。

　　我晚上去爵士大酒店演唱的事，安安和Ｔom不知道。
　　我不能让幼儿园老师那点钱养着。
　　头两天我坚持戴着墨镜出场，幼儿园老师说我那样子酷呆了，像硬派的英俊小生。酒店老板却不这样看问题，老板说，你能不能把墨镜摘下来，客人都提意见了。老板转身后又说了句，不好意思就别出来，搞得跟名人似的。
　　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我爸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爸那天说，你以为你是谁呀！我爸重复了一遍，然后一只手就顺理成章地握住了那只透明的玻璃杯。玻璃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只要仰一仰脸，眼前就是一片玻璃碎片。我爸是个好人，平时脾气挺好，他做了十几年的政府秘书，两年前刚当上办公室副主任。我有点同情他，包括他用玻璃杯跟我对话。
　　我爱幼儿园老师，也爱左手乐队。当我站在酒店半圆形台面上唱那些淡淡忧伤的歌曲时，实在有几分真假难分的投入。这一点人们感受到了，老板因此为我每首歌加了十元钱。我很高兴，真的高兴。我高兴得有点不踏实了，就去问幼儿园老师：我是不是有些堕落了？幼儿园老师疑惑不解地望着我。我的不踏实感觉在幼儿园老师的眼神里成倍地生长起来。她说是，或者不是，也许都会好些。那天我躺在床上有些心猿意马。
　　在爵士大酒店我只唱了二十多天。二十多天，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尤同半个世纪。
　　那天在爵士大酒店的演唱，我并没有意识到是最后一次。我出来时，酒店门口一辆黑色小车徐徐打开了门，接着一个比我年长些的男人探出头来说，上车吧。我一点儿记不起有这样一位朋友，但看上去却面熟。他的微笑他的语气，平静得让我没有犹豫就上了车。他起动了引擎，车子平静地滑离了酒店。我开始记起来了，他好像常来听歌，还给我送过花。他侧脸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亮，很年轻。他说，你不感到有些意外吗？我说，有点，但我喜欢意外。他笑着说，是吗！我说我们去哪儿。他说，到了你就知道了。他一直微笑着。他把车停在一家宾馆门前，我跟着他进了一间豪华的房间。他说，喝什么？我说随便。
　　他又是一笑，他的举止平静得近乎优雅。他随后在我身边坐下来，说，我经常去听你的歌。我说我知道。他又是那样一笑。他说，你的音色不错，情绪的张力也把握得不错，而且，形象也挺好。他说，我也许可以帮助你。他随后取出一张名片。我看了一眼，激动得汗都下来了。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他再次笑了，笑得有点失常，并且迅速一把将我搂住....

　　房东极少来平房，有时经过也是远远打一声招呼。我们刚开始在平房排练时，他来听过几次，也是远远坐在一棵树下，静静抽烟。
　　到了该交下半年房租时，房东殷勤地来平房聊过两次天，房东总是谈他女人在世时那些旷日持久的事，聊得好像忘记了时间，起不了身。我没有让他来第三次。
　　幼儿园老师因为我说不出不去酒店的原因，大闹情绪，我越是吱吱唔唔，她就越富于想像，而且一直在男女问题上刻苦钻研。结果这事让安安和Ｔom都知道了。安安发疯地敲了一溜儿架子鼓，鼓点如暴雨一样密集。然后安安突然说，你到底缺多少钱，你说！幼儿园老师见我低着头，跟着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你说！这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是谁伤害了谁，我只觉得视线内蓦然出现了许多的玻璃碎片，一闪一闪的。我努力改善着我的呼吸状态，这种时候我不能表现得软弱，或者说心虚。
　　幼儿园老师那天紧绷着脸，凛然离去的背影显得很有气概，出去后就没有回来。我等了一个夜晚。
　　第二天练习新歌时，安安一次次地让我停下来，一次次恶狠狠着说，集中精力！重新开始！最后安安忍无可忍了，将鼓槌一扔，说，去把她给找回来！分头去找！
　　我去了幼儿园老师该去的地方，都没找到。我找了两个多小时，回来时，Ｔom已在门口等了。接下去是我与他一起等。直到深夜，我们才等到安安架着幼儿园老师回来了。安安说，她喝醉了。安安的脸也酡红着。我说，她从来不喝酒的。安安说，是吗，她还一直劝我喝呢。安安说话时语气比较淡，但他的神态抑制不住地想飞扬。他也喝得不少。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幼儿园老师结束了半年多的同居生活。
　　一张阴晦的名片，每一次看到它时，我的肌肤都会产生出汗的欲望。我曾心虚着说，我发誓，绝对不是因为女人的事。幼儿园老师说，那你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呢？幼儿园老师说，我最讨厌说谎！我说，相信我，我爱你。幼儿园老师很轻松地说，我相信，但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知道僵持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利益。
　　那张名片在我的衣袋里存放了几天，终于被我撕掉了。
　　不久，左手乐队参加了一个厂庆晚会，我们在热烈的反应中一连演唱了三首歌。随后电台的音乐主持人来找我们，让我们去录音。录完音的当晚，安安捣钱，大家在一家饭馆里举杯庆祝了一番。
　　我在安安那里住了些日子。在安安那里，我没有家的感觉。安安经常深夜才回来。安安深夜里将钥匙插进锁孔时，常常使我的一身毛孔肃然起“警”。
　　我后来还是回了家。
　　我爸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倒是我妈显得有点受宠若惊。我每天都在寻找一种完整的感觉，但我始终生活在一地的玻璃碎片中。白天，我还是去郊区的平房里练歌；白天，另一间平房的门一直锁着。我去幼儿园找过她两次。
　　一次她忙着跟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另一次她和孩子们在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也是这样无忧和天真。在我的感觉中是如此深刻。这以后，我一连写出了好几首歌词，令乐队成员大吃一惊。也许因为有了些演出活动，又出了些新歌，安安看上去有点青春飞扬的感觉，话也多了。有一次安安无意中对我说了一句话。
　　安安说，我总觉得这房东老头有些鬼鬼祟祟的。我应和着说，是吗。可随后我对安安的说法产生了兴趣，我在一种强烈的预感中激动着。当天夜里，我抑制不住冲动想去平房看看。待赶到平房前时，平房里果然亮着灯，我甚至听到了幼儿园老师跟人说话的声音。我的预感被证实了。耳边再次响起了震撼人心的最后一钹。
　　我踹开门的时候，安安和幼儿园老师都光着身子。

　　我说过，我同情我爸制造的那一地玻璃碎片，现在我几乎是理解。
　　我从拘留所出来时，安安的头上还缠着厚厚的白纱布。
　　我去看过他。我去的那天下午，安安正在床上听左手乐队的歌，目光伸出窗外，很入神。那是电台的音乐主持人送给我们的磁带。
　　我记不清那是不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只是有那种印象，或许那仅仅是我见到安安那一刻产生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