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五篇

看话剧

    这事儿说起来好笑，想起来后怕。
　　上大学的第一年，班里组织了一次春游。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全班同学步行去郊外野炊。
　　吃完中饭，有人提议到黄龙宫玩，积极响应的有十几个同学。沿着坑坑洼洼的田间土道行走了十几里路，终于到了太湖边。向当地的农民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黄龙宫，原来是个未开发的纯天然的地下宫殿。
　　走进洞口，一阵凉意扑面而来，只见二十平米大小的洞厅中间有一洼泉水，洞内全是湿漉漉粘乎乎的黄泥。传说东海龙王到太湖游玩的时候，曾在这里住过，怪不得叫黄龙宫呢。不过现在早已是龙去宫空了。
　　飞不知从哪里听说，这个山洞有三条道：一路通到山顶，一路可达太湖底，一路没有出口。果然，在厅四周有三个入口，洞内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想经洞内上山顶，可不知道是哪个入口，只好先进第一个洞。
　　由于野炊后还留了不少火柴，几个男同学就划着火柴引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分钟，前面的同学传来口信：路不通，回头。回到洞厅之后，又进了第二个洞。飞走在第一个，时不时传下口令：转弯，注意脚下，当心撞头……她还传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们一直在上坡，肯定可以到达山顶。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偶尔有同学划根火柴往四下里看看，只见洞越来越小，经常要弯着腰前行。走了有半个多小时，后面的同学开始怀疑，万一走不通，到半路火柴没了怎么办？队伍停了下来，有七八个同学决定撤退，最后剩下飞、我、玲、班长老季、团支书老孙、体育委员老蒋。六个人继续前进，路况越来越差，全是泥泞和坑洼，我们攀爬过好几个一米多高的断层，这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在往高处走，是在山的腹腔里穿肠而过，最终能够到达山顶。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领头的飞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推上一个高坡之后，发现上面的洞只容得下一个人跪下来爬行。老孙说：不行，不能再往前了，那么小的洞，卡住了怎么办？火柴快用完了，还是回头吧。
　　由于进来时完全是瞎撞的，往回走也没有了方向，越走叉路越多，转来转去就把几根火柴用光了。“怎么办？”玲的话音里明显带上了哭腔。飞责怪自己的鼓动害了大家。我的心里也惶恐起来，脑子里放电影似的出现了那些渴死在沙漠里的骷髅，迷失在丛林里被野兽吞噬的人们，飘泊于茫茫大海葬身鱼腹的遇难者……我们会不会像那些困死在地下迷宫里的探险者一样，找不到出口？我后悔上午野炊时把所有东西都吃光了，包里除了几块钱（钱在这里毫无用处）什么都没有，我们会不会成了饿死鬼？
　　老孙老季拼命打气。老蒋说：“咱们每人抓住前面一个的后衣襟，不要掉队，我来带路！”他伸出双手，在黑暗中摸着洞壁往前走，我们一手拉着前面人的衣襟，一手摸着洞壁蹒跚前行。好像过了几年几十年，肚子饿了，脚走不动了，手指被岩石磨破了，洞口在哪儿呢？
　　“亮光，有亮光！出来了，出来了！”老蒋欣喜若狂。“在哪，在哪？”我们焦急地喊叫。老蒋加快脚步，一行人跌跌跌撞撞地追赶着亮光。终于，一线微弱的光带我们回到了洞厅，大家像从地狱里逃出来似的冲到泉水边，咕噜咕噜灌了一肚子水。
　　当我们走出黄龙宫时，月亮已经高悬头顶，引着我们走在窄窄的田埂上，重生的快乐充满了整个世界，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城区。饥饿和兴奋促使我们先到饭店。一进店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无锡的泥人活了不是？你看这六人，屁股上横七竖八全是黄手印（那是爬断层时后面的人帮忙推的）；飞成了金发女郎，不过那两条齐腰长的辫子倒更像是两根稻草绳；玲一定是想占点仙气什么的，偷着到龙床上睡过了，否则浑身上下怎么就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呢……
今天当我回忆20多年的经历时，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亲爱的飞，亲爱的玲，还有老季、老孙和老蒋，你们过得好吗？你们有没有因为那一次的历险，而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积极生活了呢？


　

两位老师

　　高中时候的体育老师陈扁头（同学们背后都这么称呼），其实是个极英俊的男子。毫不夸张地说，就现在那些当红的影视、歌坛明星都无法与之匹敌。一米八几的个头，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上镶嵌着浓眉大眼，络腮胡子虽然每天都被他修理掉，但还是给人以呼之欲出的感觉。而他的后脑勺则是许多初为人母的小妈妈极力想让自己的孩子睡成的那种头型。最令人羡慕的还是他那挺拔的身材及健壮的四肢，真正的力与美的组合。
　　陈扁头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个特点，那就是一逮着机会就要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比如有一次跑一百米，他在讲解起跑要领时提到了起跑器，随口就问了一句“有谁见过起跑器没有？”大家不好意思开口，都作不知状。只听陈“哈哈”一笑，我们几十个青春男女就成了他口下游大观园的“刘姥姥”。见大家还是“沉默是金”，他脸上更是洋洋自得，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　　　　《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之类来。结果我们除了免去跑步之累外，还饱享了一通耳福。
　　陈扁头的好身体可不是“银样蜡花枪”，每个星期跑两次马拉松就是明证。为了看望住在金华的妻女，他每个星期六都是从武义跑步回家的，四十二公里的公路里程，再加上穿过市区到家门口的距离，不就是一个标准的马拉松吗？而星期一大清早他照例又是跑步回武义上班的。后来，这位形象超星级的体育老师竟考上了研究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还是稀罕物），到上海读书去了，至今再没见过他。也不知他现在何方，别来无恙？
　　大学时中文系的老师大多趋于老龄化，好不容易来了个教党史的小波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为刚脱去学生装，初次走上讲坛的他，笑起来很腼腆，与我们多了几分亲近。
　　每当小波老师走上讲台，就有同学在底下吃吃地笑。这也难怪，你要是看了也会忍不住发笑的。纯粹的白面书生，却总爱穿深色的衣服，衬得他的脸都有些苍白。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将半个头颅包裹，双眼覆盖着那种粗黑边框的近视眼镜，看上去只有鼻子和嘴巴露在外面。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笑因，他的头发是那么地油黑密集，足以让那些头发又稀又黄必须借助发油来滋润的女孩子们妒忌个半死。它们紧紧地团聚在一起，唯有左边的一绺，从额角出发，斜穿过半个额头，犹如用饱蘸墨汁的湖笔，在他雪白的额头上写下重重的一撇。这一撇实在是太有力度了，要是叫我用毛笔写，就是练上几年，也不一定写得出这种神韵。
　　最近遇到一位老同学，他告诉我一个消息：那个小波老师也考上了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考上了……分在哪儿了，又调到哪儿了……前几天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在中宣部工作了。我一时竟想不起哪个名叫小波的老师，脑中却忽地闪过那浓重的一撇，而且越来越清晰……
　　大学毕业以后，我自己也成了一名老师。如今，教过的学生也是一届又一届了，不知自己在学生们的眼中的是什么形象，他们又是怎样议论我的呢？


　

梦中的电影票

　　记忆中的县城电影院院子里除了下雨的日子，竖在那座土台边的两根木杆之间总挂着一块白色的幕布，它就是露天放映场了。到了傍晚，场上就摆满了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条凳板凳。我曾屡次和同年伙伴跑到幕布后面去看电影的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寻找幕后还有多少人物即将走到幕前亮相。但那时的孩子没有零化钱，为了看上电影，我和同伴常常想尽办法逃避检票员。
　　记得有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两个同学相约来到了露天电影场的围墙外，一路上一直祈盼由于管理员的粗心，那木门是开着的。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铁架栏后面的那扇门是关着的，我的心一下子绝望地沉到了海底。此时，那扇门成了我们眼中的黄世仁。我和同伴不约而同地跑上去，抬起脚狠狠地踹了过去。这一踹的结果非同小可——门竟然开了！“乌拉！”管理员的疏忽让我们喜出望外，继而比兔子还快地溜进了放映场。那一个下午，我和同伴是躲在厕所里度过的，一直到天擦黑，看电影的人们陆续进场，外面的喧闹声越来越响了，我们才敢从厕所里走出来。我们全然没有想起，当我们在这里开心地和“小兵张嘎”一起把鬼子玩得团团转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正在家中被晚饭不归的孩子气得暴跳如雷。自然，当我心惊胆颤地推开家门走进去时，迎接我的是母亲那阵“暴风骤雨”。可第二天傍晚，我和同伴竟又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电影院门口。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不够早老天爷嫌我们不够虔诚罢，总之，我们没能进去。望着人们手握红红绿绿的电影票，昂首阔步进入放映场，我恨不得象孙悟空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飞蛾飞进去。我幻想某一天，我会拥有一大袋电影票，把天下所有的电影都看遍。那晚，我和同伴坐在围墙根下听电影，那“轰轰”炸响的地雷伴随着我们的欢呼声一起，把日本侵略者送上了西天。
　　我们曾羡慕小铁梅身上那件红衣裳和那个“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亮相动作，不知模仿了多少遍；也曾因喜欢小常宝叫爹时那略带哀婉却又脆亮的声音，而在学习班上为争演小常宝而闹得不可开交；我们爱上了柯湘那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一夜间所有的小羊角辫都变成了“柯湘头”；我们流着泪和小花一起找哥哥，16岁的陈冲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在我们当时的眼中那三分钱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是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
　　如今，电影票已不再是三五分一张了，而我想拥有一大袋电影票的愿望随时都可以实现。但走进那富丽堂皇的电影厅，坐在优雅的沙发席上，面对银幕上那些比儿时见到的电影中的演员装扮得不知漂亮多少倍的明星们，我却再也没有了羡慕和模仿的热情。那种时候，便会自然而然地怀念那些曾经梦寐以求的闪着神圣光彩的电影票，以及有美好的老电影相伴的童年。



　

停电的夜晚

　　“又停电了！”这一声叹息从居民楼里传出来，明显带着怨气和无奈。
　　“又停电啦！”这一声叫喊从正在晚自修的教学楼里传出来，饱含着抑制不住的惊喜和欢乐。这是初夏的夜晚，没有了明亮的灯光，电扇也停止了转动，眼前一片漆黑，温度也在渐渐长高。但没有过多久，教室里开始烛光闪烁，连讲台上也不知被哪个机灵鬼点上了一支蜡烛。橘红色的烛光柔和地映衬出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庞，那种朦胧和神秘的色彩，仿佛是童话世界。　　　　　　　　　　　　“老师，开个烛光晚会吧！”
　　好！那么主持呢？节目呢？”
　　“我来！”大胆好辩的 T同学和稳重风趣的 Q同学自告奋勇走上讲台……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文静秀丽的 S同学已经带着三个女生款款步入了“舞台”。瞧她们：轻舒右臂托起蓝色的讲义夹，青春的脸庞洋溢着纯真的微笑，一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已然化作她们如水般柔顺，如丝般绵延，如云般飘逸，如琴般动人的声音，把人们带入一个甜美、轻柔、忘情的梦幻境界。
　　喜欢流行歌曲的同学早已跃跃欲试， X和 Z自称为“快乐组合”，唱起了周杰伦的《双截棍》、《龙卷风》；聪明快乐的小 M喜欢篡改，用《童年》的曲调唱起了自己的故事；而善于创新的小 H更是别出心裁，竟将同学们平时的牢骚唱成了小曲……
　　也有喜欢幽默诙谐的相声小品的同学，现编现演了《做广告》、《学外语》等等，乐得大家前俯后仰，笑声阵阵，掌声不断。
　　“请老师给我们唱一首流行歌曲好不好！”
　　“好——”不知哪些调皮鬼在煽风点火。
　　老师呢，当仁不让。我唱了一首《懂你》，那可是我在全校教工卡拉OK比赛中获第一名的歌曲。同学们瞪大了眼睛——老师没有被难倒啊，老师也会唱流行歌曲啊？同学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还一遍遍地齐声喊着“老师，再来一个！”。我只好又将平时喜欢唱的童安格的歌搬了出来。同学们却还是不肯放过我，一定要我解释为什么喜欢反串唱男歌星的歌……没有明亮的灯光，没有清凉的风儿，但有柔美的烛光，有晶莹的汗水，有火热的激情，有快乐的师生。
　　放学时，有无数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回响：老师，明晚还停电吗？

　

住平房的日子

　　 那排低矮的平房，最早是建造教学楼时留下来的简易工棚，后来改造成供两三人合住一间的单身宿舍，再后来小伙们姑娘们陆陆续续结了婚，这里的人口一下子膨胀了起来，那一间间单身宿舍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个小家。
　　大家都还没有孩子的时候，这里与单身宿舍没多大差别，那十来个家门进哪一个都像进自家门一样随便，经常是捧着饭碗就坐在了邻家的饭桌旁。男人们聊起了新闻，女人们看起了电视剧……冬日里老媳妇新媳妇们爱坐在屋檐下晒太阳，手里有永远也织不完的毛线活，一边研讨着花色式样，一边传授着编织技艺，那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不知比自家老妈耐心多少倍。
　　冬去春来，孩子们也一个个满地跑了，而且总爱往邻家跑。我家先生爱赞邻家姑娘多漂亮，邻家妈妈总夸我家儿子好乖巧。孩子们喜欢聚在一块儿玩耍，攀比各自的玩具、美食，就免不了有吵嘴哭闹的时候，邻家妈妈左手拉过我家儿子，右手牵住自家女儿，让孩子们握手言和；我家先生右手抱起邻家女儿，左手拥着自家儿子，教孩子们友爱谦让……其实这近十家邻里每家只不过是隔了一堵墙，而大家的厨房——那一排公用走廊，就连一层纸的相隔都没有。所以，厨房是最能体现全体邻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地方。邻家夫妇很怕辣，我家夫君怕不辣。邻家夫妇一听到我家油锅响，赶紧丢铲弃锅躲进房间，只等烟消辣散才开门。每当这时，我家夫君总是一脸的歉意，嘴里说着“对不起，呛着您了”，一副罪该万死的模样，可就是光悔过不自新，仍是天天要与辣椒为伍。邻家夫妇深明大义，并没有对我家夫君有半句怨言。又在我家夫君“辣椒营养丰富”的理论影响和指导下，也时常买些甜椒来权作青椒吃。偏偏这新品种杂交得不到位或是“橘生淮南成了枳”，甜椒也时常辣味十足，于是乎又常常成为我家夫君的盘中餐。这下倒好，夫君是白捡了便宜又卖乖，落得个热心助人不浪费的好名声。可是好景不长，邻家夫妇在我家夫君的长期熏陶下，终于百炼成钢，慢慢地升级为“不怕辣”。至此，辣椒就在两家的餐桌上安营扎寨，在两家人的嘴里畅销无阻了。当然，这邻里关系呢，也如同这辣椒一般越来越红火啦。
　　因为是工棚改造而成，免不了冬寒夏热，免不了在寂静的深夜听天花板上的老鼠打架，免不了在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在屋内的不同位置摆满大盆小盆迎接滴滴嗒嗒的小雨，于是便有人称之为“贫民窟”。渐渐地，分到套间而搬出去的一家接着一家，这些住到全市各个地块的人们便开始怀念起从前住平房的日子，隔三岔五地寻找理由聚一上一聚，嘬上一顿。第二天当有同事问起何以残酒未消时，便答曰：哦，原先同住贫民窟的人一块在某某酒楼……